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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从来不只是地理的底片

2019年12月03日 地理 暂无评论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正式上线版辽宁省地级市标准地图,引发网友关注,许多人留言评论:“规范使用地图,一点儿都不能错。”其实,人类对地理的关注自古以来从未间断,对地图的热忱也从未消减。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地图简史》就以全球视角梳理了地图的演变历史,作者徐永清在这本书中力图揭示:地图通过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重作用,在时间坐标上一次次发生形态嬗变,在空间坐标上一次次扩展地域范围,其背后是人类探索与发现的科学精神与执着追求。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能了解城市。”忽必烈一边合上地图册,一边对马可波罗说着。马可波罗则答道:“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它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它们的差异:它们千差万别的风格组合,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组合那样各不相同。”卡尔维诺借历史人物虚构的对话耐人寻味。在我读来,与眼见为实相比,地图尽管是一种抽象表达,但却拓展出无限的想象空间,恰如人们总是依靠地图去想象一个国家,而这恰恰是地图的魅力所在。

曾有句宣传语:“我们将成为知道迷路是什么意思的最后一代人。”今天,地图“浓缩”进智能手机,成为一个不占多大内存空间的软件,却能够收纳地球上的大部分空间,让人们享受到巨大便利,以至于出门问路在日常生活中趋于低概率事件。显然,地图为人们最熟悉和常用的功能就是导航指路。可最初人类为什么要制作地图?设计初衷及对应的地图功能,恐怕绝非导航方向不致迷路一言能蔽之。

现存“最早发现的地图”,是距今4500年前一种画在巴比伦黏土片上的地图,只有成人手掌心大小。这个地图把古巴比伦放在一个圆形世界的中心位置,四周是水。地图的真正作用,是让持有者(通常是国王)认识整个世界,当然前提是以自我为中心。

在我国,古人早期曾把地图铸在大鼎上,以象征王权。有迹可循的第一张“全国地图”,便是夏禹绘铸的《九鼎图》。九鼎乃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用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上的地图既然不仅仅是为了指路,精准性和实用性难免有所欠缺。对此,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说得好:“古代地图上的信息是珍贵的,虽然科学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图,用不着批评它如何如何不准,而是要善于在里面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图都有主题,在主题表达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标准,都是达标的,达标就是一种准确。所以看古地图,首先要把握主题。”

真正为人们指路的地图,直到公元14世纪才发展起来。当时,数学理论特别是几何理论产生巨大进步,为地图学和测绘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精确地图作指导正如作者概括的那样:“海洋孕育了科学、精确而有实用价值的地图。航海者的实际需要,把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者的注意力,从大规模的海域图转向特定区域的地图。海员们以航海经验证实地球的轮廓,科学、翔实的现代地图,首先在海上得到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从哥伦布开始,旅行家、冒险家、航海家的足迹与轨迹犹如画笔,真实可信地不断绘制出最新的地图并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不仅复兴了文艺,也复兴了地图。

此外,历史上的地图可能也不像今天这样为普通人所轻易掌握。实际上,地图走进寻常百姓家是近几个世纪的事。人们都熟悉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当时荆轲为了能见到秦王,就拿着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进献,“图穷而匕首见”。可见,地图是国之机要与瑰宝。正是考虑其重要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缴获各国地图,秘藏于丞相府,建立了国家制图和藏图制度。《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样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取代秦,为收藏缴获的《秦地图》及一批秦国档案文件,萧何还专门建了一座“档案馆”。

公元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就在著作中介绍,罗马帝国的世界地图仅供政府使用,个人私藏地图是犯罪行为。15世纪早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和他的继位者,竭尽全力对他们新发现的非洲海岸建立并保持其商业垄断地位,要求对航海地图严格保密,不准泄露那些地方在何处以及如何到达的信息。十五六世纪的西班牙人,同样实施地图保密政策。

“人们把对地球的认识画在地图上。”英国历史学者杰里布罗顿说:“地图或是表现了人们对他们所处世界的态度,或是将全球历史中某些特定时刻的特定世界观具体化,常常是两者皆然。”

应该说,地图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并存的东西。无论中西方,制作地图的传统和发展历程都体现着人类地理知识和科学测绘技术的进步。事实表明,那些最新科技成果和仪器广泛交流和交易的地方,往往正是地图制作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地图也展示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地图看似是纯粹客观的地理记录,但其背后则是制作者的观念,乃至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从而也影响着不同的实践及其后果。

人类的发现永无止境,拥抱地球的探索从未止步。历史的演进线条总有波峰波谷,地图的演进史也是如此,制图大师辈出的年代,尤其令人心驰神往。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100年间,人们对地理知识的了解突飞猛进,制图科技取得长足进步,甚至形成不同的地图学派,很多成果影响至今。仅以德国地理学家洪堡为例,他在大西洋两岸的旅行中注意到,相对于同纬度的大陆东岸,大体上中纬度地区大陆西岸的平均气温较为温和,从而颠覆了纬度决定气候的经典概念。洪堡在35个测量点进行温度测量,根据前人和他自己所测量的世界各地温度,于1817年首次绘制了全球等温线图。于是,同纬度各地的气候才得以相互比较,大陆气候和海洋气候的差别才因此显著,“等温线”概念由此确立。

“几乎所有的近现代探险家,在闯入未知的陆地和海洋进行探险的同时,不论是出于领土占领或殖民的目的,还是出于科学的目的,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地图的测绘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制图成果。”当然,自发的个体性的探索发现逐渐过渡到自觉的集体行为。以国家为主体,采用科学测绘技术,开展大规模的测量、制图始于17世纪。17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到了成年期,地图学也在迅速发展。为了瓜分和控制新发现的殖民地,以及出于满足领土扩张和战争的需要,必须进一步了解大陆腹地的自然和经济情况,于是大规模的三角测量和测绘大比例尺的基本地形图,在许多国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地图发展的主流。清初,中国开展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制图行动。康熙帝指派专人,以欧洲传教士为技术骨干,从1708年始,至1718年终,历时10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在制作过程中,第一次测绘了世界最高峰并注为珠穆朗玛峰,奠定了中国近代地图测绘的基础。

唐晓峰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由此想到,地图也从来不只是地理的翻版或底片。稍作思考不难联想,就像中医经络图一样,现代地图上一条条实际并不存在的经纬线,不就是在给这个表面杂乱无章的外部世界赋予秩序吗?地图显然是基于对地理的发现而来的一种发明,既是如实的摹写,也是有意识的创造,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反映着人类的世界观。尺寸之间,气象万千,引人遐想的还有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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